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商事纠纷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日益凸显。如何构建高效、灵活、低成本的商事调解机制，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中国以“枫桥经验”为根基，融合人民调解制度的本土智慧，通过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拓展路径，正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事调解新范式，为全球商事纠纷解决贡献“东方智慧”。
从“枫桥经验”到商事调解：基层治理的升级与创新
“枫桥经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强调在基层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这一经验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伟大创举。
这一理念在商事领域得到创造性转化。中国贸促会1987年就成立了调解中心，以调解的方式，独立、公正的帮助中外当事人解决商事、海事等争议纠纷。202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与中国贸促会办公室共同建立商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强化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商事纠纷的意识。近期，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与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将联合举办“中国贸促会商事调解培训班”，聚集三大战略目标：一是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企业应对纠纷；二是赋能专业队伍，破解商事调解人才短缺瓶颈；三是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解纷成本。
从“枫桥经验”坚持群众路线的核心要义出发，商事调解积极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在许多商事调解实践中，不再仅仅依赖专业的调解机构或调解员，而是广泛发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熟悉行业内的交易习惯、商业规则以及企业间的关系网络，如同枫桥经验中发动的群众力量，能够深入了解纠纷背后的复杂因素。例如，在一些涉及特定行业的商事纠纷中，行业协会可以凭借其对行业技术标准、市场行情的了解，为调解提供专业视角，帮助双方当事人更好地理解争议焦点，找到利益平衡点，从而达成和解。这一模式打破了以往商事调解相对单一的主体格局，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形成类似“群防群治”的商事纠纷化解合力 。
人民调解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专业化与国际化并进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非诉讼解纷机制，其“民事合同效力”属性为商事调解奠定了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与中国贸促会办公室共同建立商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更强化了商事调解的法律效力。此次培训班的举办，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商事调解人才，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专业队伍，更加注重专业化与国际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传统的诉讼方式虽然具有权威性和终局性，但也存在程序复杂、时间漫长、成本高昂等问题。对于一些商事纠纷，当事人更希望能够通过一种快速、灵活、保密的方式来解决，以减少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商事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商事调解是指在商事纠纷发生后，由专业的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通过沟通、交流、妥协，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与诉讼相比，商事调解优势明显：一是效率高，调解程序相对简单，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解决纠纷；二是成本低，当事人无需支付高额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三是保密性强，调解过程和结果不对外公开，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声誉；四是灵活性好，调解员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和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技术赋能与制度协同：构建全链条解纷生态
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提升了商事调解的便捷性与覆盖面，“在线调解”势在必行。西安未央法院依托“e法庭”和远程调解室，实现“云上一站式”司法确认，四方当事人“屏对屏”完成协议签订与效力确认，节省时间与经济成本。衡阳中院则通过“在线调解+司法确认”模式，成功化解涉旅游企业1600万元工程款纠纷，为企业节省诉讼费用11.8万元，同时保障景区运营稳定。技术不仅打破地域限制，更通过数据整合（如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纠纷类型分析、调解资源调配的智能化。
制度协同方面，各地政府也从地方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加强对商事调解的引导和支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规范调解行为。如某商事调解中心联合税务、银行等部门定制金融产品，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将调解从“事后救济”扩展至“事前风险防控”。这种“治理链”思维，体现了商事调解从单一解纷向营商环境综合服务的转型。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商事活动日益频繁且复杂多样，商事纠纷也呈现出数量增多、类型复杂的趋势。商事调解续写中国范式新篇章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够高效化解商事纠纷，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成本，维护企业间的商业合作关系，促进商事活动的顺利开展，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过不断创新发展，完善自身制度与实践模式，商事调解有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力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全球商事争议解决领域展现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